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广智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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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与好友、古罗马史研究者乔君在某大商厦的博物馆里看了　《庞贝末日　(The Last Day Of Pompeii)》展，思古之幽情又被激发了出来———我们不知道这座古城建于何时，在很早的时候，它只是靠海的一座小渔村，经原住民萨姆内人的经营，已初成规模，后臣服于罗马人的武力，在苏拉独裁时，该城成为罗马殖民地，日渐兴旺。“罗马化”后便纳入罗马国家统一的管制下，故其情况与当时意大利的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在古典世界中，它不堪与首都罗马相比，遑论名城雅典。但庞贝遗存不凡，在那里虽未发现古代世界艺术家的名作，然足以见证古希腊—罗马世界艺术的特性，正如研究庞贝史的权威毛乌所言：“作为古典作品之外的材料，独此一家的庞贝帮助了我们对古代人的理解。”仅这一点，庞贝及其文化就可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被识者称之为“无价之宝”，亦无不可。

　　让“庞贝”这两个字得以不朽的大事件，发生在整整1937年之前———

　　时间：公元79年8月24日。

　　地点：意大利南部康帕尼亚那波利湾，维苏威火山南坡，庞贝古城。

　　是日，早起的庞贝人感到与平时不一样，只觉得热气逼人，没有一丝风，很闷。熹微的晨光渐渐暗淡了下来，乌云越来越低地压向大地，接下来是倾盆大雨，并伴有强烈地震———高约1277米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了。午后，情形恶化，熔岩、火山灰纷纷落下，铺天盖地，古城最终被深深地埋在四米多深的地下，大约有两千多人死于劫难———每十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这天发生的恐怖的一幕，在古罗马文学家小普林尼写给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几封信中被记录下来了：“只听见妇女在嚎哭，孩童在尖叫，男人在呼号，人们凭声音，有的在寻找、识别自己的父母，有的在寻找、识别自己的孩子，有的在寻找、识别自己的妻子……哪儿也没有神明了，世界最后的、永久的黑夜降临了!”

　　庞贝末日之后，后人为它都做了什么？

　　首先当数考古学家最为忙碌了。西方考古学家于庞贝的考古锲而不舍，经数个世纪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实古城被毁后，幸存者就开始了发掘，但成果甚微。至1748年，挖掘工作始获重大进展，由于相关铭文的发现，人们确认了古城的位置。到目前为止，有一半以上的庞贝被挖了出来。此后的挖掘进程放慢了，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遗址。如今，在这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里，参观者可以见到大街小巷、民宅别墅、广场及四周的多处神庙、大小剧场、商铺、竞技场、浴室、酒馆、旅店，还有墓地等，已发现的六千多件铭文，可以引领我们深入探究古城和庞贝人的日常生活。自1863年以来，考古学家菲奥雷利运用石膏浇铸技术，对掩埋在火山灰里的死难者进行修复，制成了人体模型，死者线条分明，姿态各异，似在沉睡之中……考古学家为古城重见天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更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石。

　　早在1891年，那不勒斯出版的　《庞贝书目》，就有五百多本书名列其中。此后，德国历史学家奥古斯特·毛乌等著有《庞贝古史》、《庞贝的生活与艺术》　等著作，更成了我们了解古城的经典读物。须知，历史学家的成果倘没有考古学家的助力，恐怕也是“插翅难飞”的。我国先贤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　中说过：“吾辈生于今日，幸得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应当承认，庞贝古城史研究及庞贝遗址的历史解读，委实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研究法”的结果，庞贝的史学史亦可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作注。

　　庞贝末日之后，艺术家们也没闲着。以此为题的画作层出不穷，当代则要数电影艺术家们最为活跃了，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包括历史故事片和历史纪录片陆续问世。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德联合拍摄的影片　《末日庞贝》　上映。十年前上映过由英国、西班牙合拍的　《庞贝古城最后一天》。两年前，保罗·安德森执导的　《庞贝末日》，先后在欧美和中国放映过。虽然编剧设置的是好莱坞式的爱情悲剧，难免俗套，但3D技术对这场毁灭性的大灾难的展示，在影院看起来，还是颇壮观的。在我看来，编剧的“俗套”在客观上也是应了美国后现代主义史家海登·怀特的“影视史学”之义。怀特所谓的“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　是要“透过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庞贝末日》取材于真实发生的庞贝被毁的史实，但影片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编剧通过“虚”来反衬历史的“实”，比如影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与罗马帝国时代之氛围很吻合，故《庞贝末日》有其艺术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合理性。艺术家通过电影话语，用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之紧密关联的亘古话题。这种依赖电影话语所发散的震撼力，让人刻骨铭心，使我们既看到了早已失去了的世界，也启发思考，这可能为史家的文本叙事所望尘莫及的吧。

　　还需提及的是，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中，就有英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的长篇历史小说　《庞贝》。据说公元一世纪古罗马时代的供水系统之发达，超过了1985年纽约的水利系统，该小说就通过水务官阿蒂里乌斯对当时罗马供水设施出现异常的最先警觉，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与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一切都发生在庞贝被毁前后的四天内———从8月22日至25日。

　　往事虽久远，它的鉴世价值不变。不管是考古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抑或艺术家们，他们为庞贝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聚焦在一点上，即上文所说的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之关联。倘踏访遗址，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乌所说的“非常规则，非常和谐”之评语不虚。大街小巷有序，神庙、斗兽场等公共建筑有列，市政管理有规，比如说广场不能坐马车，要下车步行等细节。近两千年前，庞贝人就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令人叹为观止。由庞贝史的研究引发联想，我等历史工作者亦当以史为鉴，积极开展中外城市史的研究，以为经世之用，或可造福后人，则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世界文化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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